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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文《药木院的年》 /裴祯祥
发表时间:2017-02-10 作者:裴祯祥 资料来源: 点击: 字体大小:[    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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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到冬天,山和水都黑瘦下来。特别到了年关,沟沟缝缝积着雪,一阵风吹,阴冷凛冽。我和父亲推着架子车,到遥坪河沿岸的山里去剁柴。遥坪河小,两岸的山也收得紧,一个湾又一个湾,拐两个小时,就到了青岗坪、张家庄。跟在西河边剁柴不同,我们拣干柴、挖树根。响干的树根,用斧头敲、砸、剁,从土里刨出来,最终成为柴火。在药木院,每年大家都会去山上挖干掉的树根,这样既不破坏树们的生长,又可以攒下过年的好柴。树根坚实,耐烧,煨火烧罐罐茶,放在炕碾门上,烤火熬清茶,都好。年三十晚上,要把最大的树根架在火炉子里,一直着到天亮,烧的疙瘩越大、时间越长,新年里喂的猪就越大,粮食越丰收。下午两三点,我们装满一车干柴树根,从口袋里拿出米花糖、江米条,有时候还有两个苹果,吃完回家。米花糖粘牙,江米条脆,但都很甜香。这是只有过年才有的好吃喝。

除过米花糖、江米条,过年的好吃喝都要母亲做。药木院家家都是这样,从杀猪开始,女主人们就开始忙。用时髦的话说,她们要倒排工期,抢赶进度。比如我妈,腊月二十三以后,就要给自己排班,今天做魔芋,明天做豆腐,后天煮肉,再后天蒸馍、蒸包子。这些吃喝,过年时大家要吃,坐娘家、走亲戚也必不可少。那时我们农村过年走亲戚,仍然还在送点了红的花馍,包子;关系近的,拿一块自家做的魔芋、豆腐,让亲人尝一尝手艺,这是拜节的意义和滋味。那段时间,妈在厨房里忙,我们小孩子就在村子里疯跑。有了炒花花的人,就提了半笼子柴火与苞谷去,家庭情况好点的,还要拿一点白糖或者糖精,拌在里面。炒花花的人,把一个纺锤型、乌黑的机子,架在火上,边拉风箱边转机子,让机子均匀受热。到了时间,我们都躲开,他把机子头扣在口袋里,嘭的一声,推开盖子,一口袋爆米花就白亮亮地炸开在我们面前。

这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。那时候大爸、二爸他们都回来过年。他们一回来,上面那个家里,就人来人往,热闹得紧。我不爱说话,但也喜欢热闹,哪里人多,就往哪儿凑。我喜欢看乡邻们和爷爷、大爸他们坐在火盆边上喝酒,我还没有到喝酒的年龄,但是看着有趣,还可以听他们谈些我不知道的事情,比如工作上的新鲜事,我从没去过的一些地方。腊月三十,要看爷爷他们写春联。一张红纸,宽一裁三,窄就一裁四,用面糊接起来。一只毛笔,在爷爷的手里,转换腾挪,瞬间变出好看的大字来。这对我是很大的刺激。终于有一天,我向一头猪走去,从它的脊梁上往下扯猪毛。猪哼哼着走开,我紧追不舍。拔够了猪毛,再从扫把上抽一根竹子,用镰刀削半天,才弄了一节竹筒,把猪毛栽进去,就成了毛笔。然后从烧水壶和锅底铲下来一捧煤灰,装进空了的墨水瓶子,掺上水搅和搅和,在石板上和墙壁上,学着门上的春联练书法。

我在做这些的时候,偶尔也去厨房里看看,妈妈一直是一个人站在案板前,在包包子或者包饺子。因为没有人帮她,往往要到天黑实了,才能干完。煤油灯在边上一晃一晃地摇,显露出母亲瘦削的身影。后来村里有了电,煤油灯就变成了房梁上一颗昏黄的白炽灯泡,没有变的是母亲孤单的影子。我不知道,那些年一个人在厨房里干活的母亲,心里都想些什么。最有可能的是,她啥都没有想,只是急着尽量多做些好吃的,让我们三姊妹过个好年。那时候的菜简单,家常,但猪头肉是猪头肉,鸡汤是鸡汤,就算是炒一盘洋芋丝丝,也满溢着挡不住的香。那时候我们都盼着过年,穿新衣服,吃好吃喝。后来我想,可能父母最害怕过年。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,这些都意味着一种煎熬,一种负担。

到我们长大一些的时候,兄妹三都学会了包饺子。母亲擀的饺子皮,是梯形,好包,出来是一个金元宝。大年初一早上,我们睡够了懒觉,起来喝完罐罐茶,就一溜儿站在案板前,和母亲一起包饺子。每次,都要往饺子里面包一个分分钱,谁吃到谁今年就有福气。在捞饺子的时候,我妈就会详细辨认,把最有可能包有分分钱的饺子,捞到我们兄妹吃的碗里。所以我想,我们如果有点小福气,那都是我妈把她和爸的,让给我们了。有人说,子女的福气就是父母的福气。可是这种一大家人团在一起包饺子的年,并没有过几次。小的时候我们小,等到长大成人,工作的工作,嫁人的嫁人,回家过年的时间就更少了。古人说,五十知天命。父母是早都过了五十的人,他们不在乎天命,只是认命。从时光的流逝上来讲,他们更应该害怕过年,因为一年又一年,催白的是他们的头发,年关的风雪,呼啸成他们逐渐衰老的躯体。他们反而愿意过起年来,甚至盼望着过年。过年了,儿女们才会乖乖地回家待上几天。即使天天过酒席般吃喝,一身疲惫的他们,也还是满心欢喜。

现在很多人过年,喜欢赶时髦出门旅行。我固执地认为,过年就得回家,就得跟父母老人待在一起,这是年的精髓。它最大的意义,是让长期经历身心漂泊的中国人,有机会回头看看来路,触摸自己的根系。因此,我喜欢在年节里,做一些富有仪式感的事情。许多年来,三十这一天,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贴春联,挂灯笼,然后在打扫干净、擦拭一新的茶几、桌子上,摆上瓜子、花生、糖,水果。然后静静地读一本书,最好是历史,或者诗词。中午饭后,我便转到村里的商店门上,去置办由我负责的年货:香、蜡、纸、鞭炮,有时候买一张毛主席像。香蜡纸要双份的,老坟一份,桑林坟一份,鞭炮要四份,门上两份,坟上两份。我这样做时,心里有一种感觉,我们有两处家园,一处是这个叫做药木院的村庄,一处是两座坟园,只不过坟园里住着去世的亲人而已,其它的没有什么分别。回家之后,我把麻纸用镰刀一裁四,叠在一起,用百元人民币印了,将它们一一分好。等到四点多,和亲房兄弟们浩浩荡荡往桑林坟去。年夜饭前,还有一件重要的事,就是喂牛。先提一大桶温水到牛圈里,让它喝好。然后倒满满一槽的干麦草或者包谷壳子,淋上盐水。盐是百味之王,人喜欢,牛也喜欢。因此,三十下午给草淋点盐水,让牛也过个好年,就算是对它这一年辛苦劳作的微薄酬谢了。

初一早上喝完茶,要去几家屋里拜年。我每年必去的是二爷和碎爷那。碎是略阳的方言,意为小,或者最小。二爷当时住在我们四房那的上院,我们家属于下院,中间只隔了一院房,所以先去二爷家。由于家族人口扩充,碎爷这一大家已经从下庄搬到上庄,住到四坪上了。因此,往往到我去时,已经时近中午。等我坐下跟碎爷推杯换盏谝上几句,碎婆就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了。论起交往与感情,我却跟二爷近得多,因为住得近,从小他带我放牛、背柴、讲古今,后来我出门念书、上班了,他寿数也慢慢增高,不能上坡下地了。我见他的机会,最终竟然就只有过年时那一点点时间。不论是二爷,还是碎爷,我去之后,都是先将火盆拨亮,然后用一个缸子,或者小瓷壶,煨上半斤包谷酒,拿两个大杯子,两个人坐着,边谝边喝。煨热的白酒,暖身,有冲劲。两个地方喝过,我就晕晕乎乎了,然而这才是过年。现在我没有地方拜年了,二爷和碎爷、碎婆相继离世,使我的大年初一,变得一片空白!再喝不上那抖抖索索枯瘦的手,递给我杯沿上粘了柴灰的热包谷酒,再吃不上碎婆端给我的饺子了。当我因为无事可做,躺在床上睡懒觉时,分明感觉到某种东西正在渐行渐远,而某些东西,正在逐渐逼近。

这两年,药木院的人开始怀旧,把十几年没有耍过的社火捡了起来。到了腊月二十八九,村里就响起锣鼓声,采莲船,耍狮子,唱眉户,跳秧歌,年轻人也参与进来,演几个时兴的节目。每年我都说去看看,临到头,却胆怯了。也许是“近乡情更怯”吧,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一起长大的,以及比我们还小的一茬茬人,都冒了出来,而且都已经成家立室,打工的打工,做老板的做老板。春节期间,兄弟们随便一叫,就是一大桌人,上几个凉菜,就乒乒乓乓地喝了起来。这种热闹,持续到初三四以后,逐渐沉寂下来。当你走在堆满鞭炮碎屑的巷堂里,碰到一个长辈,问及某个兄弟时,得到的回答总是走了。走了,去上海了,去广州了,去重庆了,去西宁了!药木院重又萧条下来,开始等待下一个春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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